2018-9-12 8:47:00

  证监会近日会同财政部、央行、国资委、银保监会等部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草案(下称“修正案草案”),提出了修改《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有关回购规定的建议,增加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信用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等四种情形,同时建立库存股制度,取消回购资金来源于税后利润的原有规定等。按照立法程序要求,现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次修正案草案有关回购制度条款的法律修改力度巨大,尤其是库存股制度的构想,需要大量配套规则的支持。

  库存股一般不能行使表决权、股息分配请求权、剩余资产分配请求权及新股认购权等股东权利。库存股与回购注销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有较长时间的存续期;按修正案草案,以库存方式持有的,持有期限不得超过三年;若是上市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而回购的,则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目前沪深A股市场还没有库存股生存的法律空间,无论《公司法》还是《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都规定公司回购股票必须在较短时间内注销,也即不允许上市公司库存股份。然而在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由于库存股在适当的时候可再转为普通股,逐渐挖掘出库存股的诸多功能,包括适用于稳定股价、员工股权激励、发行可转让债券和调整资本结构等。比如,当市场萧条、尤其是非理性暴跌时,上市公司通过回购股份并形成库存股,市场流通股票供给减少,有助于稳定股价;而当市场亢奋、股价持续飙涨时,公司将库存股再次出售,可平抑市场过度投机。又比如,投资者将可转债转换为股票时可能稀释公司股权,若有库存股,则可直接将库存股作为股票转换的来源。

  虽然库存股制度可发挥诸多功能,但从海外市场的实践看,也存在一些副作用,需设法提前防范。首先,要防范以此影响债权人利益。一个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若再度举债从市场回购股票并予以库藏,无疑将公司债权人利益置于更为危险境地。此次修正案草案取消了回购资金来源于税后利润的原有规定,但没有对回购资金来源设置相应限制,似应再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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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4 8:15:00
今年6月香港联交所刊发有关借壳上市、持续上市准则及其他《上市规则》条文修订的咨询文件,咨询于8月31日结束。尽管市场出现一些反对声音,但笔者赞赏联交所的改革举措,且认为A股市场应学习借鉴。

港交所打击壳股主要有三举措:一是从严IPO,严防“造壳”;二是提高上市发行人适用的持续上市准则,遏止“造壳”及“养壳”;三是收紧反收购规则,防止借壳上市现象。为此咨询文件提出多项修订《上市规则》的建议,比如将买壳后注入资产及出手旧资产的期限由现在的两年增至三年,等等。

尤其是对不符合上市规则第13.24条(也即没有足够业务运作)的公司,在反向收购时,联交所规定收购目标及经扩大后的集团必须“各自”符合所有新上市规定(包括3年需共有5000万港元利润等)。如果一家壳公司原有资产经营亏损,那么上市公司即使收购优质资产,也必须是优质资产产生的利润、在弥补原有劣质资产所带来的亏损之后,总体仍需满足3年共5000万港元利润的要求,这大大增加反向收购(相当于A股借壳上市)难度。

当然,有关建议也给予发行人12个月的过渡期,允许它们在过渡期内采取行动以符合修订后的《上市规则》。有市场人士认为联交所改革举措过于严苛,加大了有困难上市公司寻找白武士的难度,以至限制了小股东借公司转型重生。

港股一些市场人士的反应,在A股市场也似曾相识。借壳上市(重组上市)被一些市场人士认为是提高A股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股民不至于血本无归的重要举措。这看似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此前相当多案例也显示,借壳上市后的上市公司又陷入经营危机甚至退市危机。借壳上市成为滋生利益输送、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的温床,让A股优胜劣汰机制难以形成,甚至形成负向激励。

笔者建议,A股市场应借鉴香港经验,出手严厉打击壳股活动。首先,严把IPO审核关。要防止企业为造壳、卖壳(或变相卖壳)而上市,尤其是中小板和创业板。

其次,提高公司维持持续上市的标准要求。这主要是降低退市门槛,同时赋予沪深交易所对企业是否适合上市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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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30 8:13:00

  证监会近日召开证券投资者民事损害赔偿救济法律制度完善座谈会,会议围绕监管机构如何支持投资者维权,如何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如何发挥仲裁、调解等功能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笔者认为,这些探讨都切中了当前投资者民事索赔的难点和痛点。

  从一般的民事侵权保护到逐步形成特殊、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近十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损害赔偿制度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2015年证监会出台《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然而现实中行政和解案例极为罕见。笔者认为这方面主要是解决执法理念问题,若监管部门以投资者能及时获得民事赔偿作为主要执法理念,那么一些符合条件的案例就可以终止调查执法程序为条件,引导涉嫌违法违规主体主动缴纳行政和解金,而投资者则可向行政和解金管理机构申请补偿。但距离市场规范的高要求以及投资人的诉求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监管机构支持投资者维权方面,美国通过行政和解、公平基金方式,我国香港地区证监会通过直接起诉、责令回购股份方式,都取得不错效果,这体现了监管权力介入投资者私权救济的重要理念。而在沪深股市,监管部门体现依法从严的执法理念,行政处罚往往以上限顶格处罚,且依据我国现行程序法的规定,行政责任执行在时效上优先于民事赔偿责任,由此违法主体在缴纳行政处罚款之后,就可能再也没有资产赔偿投资者了。由此,证券法第232条规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就难以得到落实。

  为支持投资者维权,监管部门可否落实民事责任优先原则呢?

  笔者认为,A股市场也可设立投资者民事赔偿基金,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监管部门的行政罚款,也即个案的行政罚款并不立即上缴国库,而是先赔偿给该案利益受损投资者,待违法行为人履行民事赔偿责任之后,再将资金上缴国库。为此法院需强化对违法主体资产的冻结,包括股权、银行存款、房产等资产,要加大执行力度,不能只是将逃避赔偿责任的违法主体登上老赖名单就了事。

  美国《萨班斯法案》第308节规定了“投资者公平基金”,“SEC获得指令要求违法者交出违法所得,并依照法律对违法者进行民事处罚,那么在SEC的提议或指导下,这些收到的罚款应和罚没款项一并作为抚慰该违法行为受害者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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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4 8:02:00

  据统计,截至6月27日,创业板已发生13单“卖壳”事件,其操作手法主要是采用转让少数股权+大比例投票权委托的方式转让控股权。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不允许创业板公司借壳上市(重组上市),但并没有禁止控股权转让的调款。《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在第十三条规定了重组上市的认定标准:要构成借壳上市,上市公司控制权必须发生改变;另外,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60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规模必须达到资产总额100%等比例。显然,控制权变更是构成借壳上市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且即便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在此基础上购买收购人的资产,只要并购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仍可规避法律限制构成事实上的借壳上市。对此,应高度重视此类操作手法引发的各类问题。

  采取小部分股权转让+大比例投票权委托的交易方式,或是一种试探监管边界的行为,交易双方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对“买壳方”,下一步可继续收购更多股权,如不成功可把小部分股权再次转让。对“卖壳方”,此举形成控制权转让,消息刺激股价上涨,可从中受益,若监管层没有发声,还可继续增加股权转让份额;若被交易所或者证监会否决,公司控股权也还掌握在手。

  但很显然,“买壳方”通过小部分股权转让+大比例投票权委托方式取得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事实上处于极不稳定的摇摆状态,因为受托投票权肯定不同于自己持股所附带的投票权,投票权委托有可能发生变数。现实中,就曾有上市公司通过上述操作手法更换控制权后,由于卖壳方撤销股东表决权委托、并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而引发纠纷。

  按照上述操盘思路,还可衍生种种规避构成借壳上市的办法。比如,“买壳方”将所得股票的投票权委托给原来“卖壳”的大股东,原大股东等于仍然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控制权没有变更,自然不会构成借壳上市。又比如,“买壳方”宣布放弃所得股票的投票权,没有取得控股权也不会构成借壳上市;但股票表决权等权利是与股票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难以割裂,持股股东无论是否行使这些权利,这些权利都客观存在,暂时不行使表决权不等于永远不行使,待时机一到还是要行使,从而最终实现控制权变更、实现逐步借壳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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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 8:22:00

  今年2月牛散吕小奇控制的信托计划遭遇强行平仓而被动减持欧浦智网800多万股,近日深交所认为本次交易构成短线交易,吕小奇怠于履行其补仓义务,直接导致了上述信托计划被强行平仓,深交所对其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因股市下跌导致一些通过资管计划持股的股东被强制平仓,本案并非个例。值得深入思考的是,若持股5%以上大股东、董监高等主体,确实没有能力履行补仓义务,信托公司将其持股强制平仓,由此资管计划持股出现六个月内的反向交易,这种被动减持是否就可豁免遵守短线交易规定?笔者认为,不管是信托持股等大股东、还是董监高,不管是主动减持、还是被动平仓,也不管是没有能力补仓而导致的被动平仓、还是有能力而怠于履行补仓义务导致的被动平仓,只要股票买卖触及六个月内反向交易红线,就构成短线交易。

  《证券法》第47条规定了“短线交易归入制度”,上市公司董监高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将所持该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但第47条并没有规定例外情形,也就是适用于所有的大股东、董监高交易行为,概莫能外。监管部门在执法时,根本无需考虑相关主体是主动平仓还是被动平仓,也无需考虑是何种情况下的被动平仓。信托计划合同约定的强制平仓等条款内容,只是私下的民事约定,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不能将“强制平仓”包装成为一种可以豁免遵守法律法规、或对抗法律法规的“不可抗力”。在制订合同条款之初,就要防止违反短线交易等规定。当然,此类强制平仓一般没有差价收益,或无需追缴,但其法律性质却可能违反短线交易有关规定。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也可能发生强制平仓,比如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应该说,这方面相关规定已兼顾到了相关法律法规。比如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因司法强制执行、执行股权质押协议等减持股份的,适用该细则,也即股票质押强制平仓同样要遵守减持规则,而无权凌驾于减持规则之上。另外,深交所《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规定,上市公司董监高、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其持股参与股票质押回购的,需承诺遵守法律法规有关短线交易的规定,也即股票质押强制平仓也应遵守短线交易规定。

  由此再回头审视,信托计划被信托公司强制平仓,没有理由不遵守短线交易规定、也没有理由不遵守减持规则的规定,信托计划合同条款理该遵守法律法规,或提前预防违反法律法规,而不能反过来,以违反法律法规的代价来使民事合同条款得到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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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8 8:27:00

   据统计,2017年沪深两市共有922起已完成的并购重组事件处于业绩承诺期,共有609起披露了2017年的实际净利润,其中175起业绩承诺不达标,占比28.74%。且业绩承诺不达标率随承诺年度的增加而上升,首年不达标率6.74%、次年19.72%、第三年33.60%、第四年35.29%、第五年40%。

  按2016年修改后的《上市公司重大重组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十五条,当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交易,且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评估拟购买资产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手应签订业绩补偿协议。上市公司与其他特定对象交易时,是否签订业绩补偿协议,则自主协商决定。

  对拟收购资产采用收益现值法等评估办法,由于其中“收益”属于尚未实现的“预期收益”,而交易对手往往夸大预期收益,进而造成资产评估大幅增值,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出现巨大“泡沫”。如果上市公司拟购买其他特定对象估值过高的资产,控股股东也可能利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也可能会压制收购价格。因此,《办法》没有强制此类情形需要交易对手提供业绩补偿承诺。若上市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等方面资产,《办法》要求此类情形需由交易对手提供业绩补偿承诺,意在约束大股东利用上市公司的决策权力购买自己的注水资产,以保障交易的公平性。

  现实中,有不少非关联交易案例也采用业绩补偿承诺的做法。纵观各业绩补偿承诺案,交易对手为了避免触及补偿条款,由此也可能产生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动机,通过会计技巧和财务手段调控承诺期各年利润,擦线达标情形并不少见。而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业绩如何对交易对手来说已无所谓,一些上市公司并购资产盈利能力急剧下降。

  没有达到承诺业绩,如何向交易对手追讨补偿也是个难题。有些资产并购后由上市公司控制,资产经营管理权、人员安排权利都归上市公司,交易对手可以此作为并购资产没有达到承诺业绩的借口,拒绝补偿。另外,业绩补偿期与股份限售期不般配,也可能导致业绩补偿难以追讨到位。有些业绩补偿承诺是以股份补偿,按照《办法》第四十六条,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一般是12个月内不得转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借壳上市主体持股则在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否需要补偿一般要等到年报出台之后才能知晓,比如第三年业绩在该年之后的3、4月才能出炉,而有关主体持股在此之前却已解除限售,减持之后可能根本没有股票用于支付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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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25 8:02:00

  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近日以“污染大户身边的‘黑保护’”为题曝光了山西三维集团的固体废物和废气、废水违规排放,引起社会各界对上市公司环境污染及环境信息披露的强烈关注。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近日表示,2020年底对所有上市公司都强制性要求披露环境信息。

  上市公司在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应承担社会责任,但一些上市公司违背了这种社会责任,究其缘由,既由于当前环境污染防治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环保监管执法不严,也是因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还不到位,致使投资者及社会公众难以了解上市公司环境污染的现状,投资导向监督和社会监督难以发挥威力。

  目前沪深上市公司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体系,大致包括环保部、证监会、交易所三个方面。原国家环保局2007年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规定了企业自愿或强制企业公开环境信息两种方式,对污染严重企业,强制向社会公开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浓度和总量等情况。

  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第四十四条规定,属于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或其重要子公司,应披露“排污信息、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信息;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可参照上述要求披露环境信息,如果没有披露,应当充分说明原因。

  上交所2008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深交所发布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都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所要求。比如上交所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环境违法违规被环保部门调查”等重大事件,且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应当及时披露。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10.12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重大环境污染问题时,应当及时披露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等相关信息。

  不过,从总体来看,现有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还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处,比如没有明确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格式,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较为散乱,分散在定期报告的“社会责任”章节或财务报表附注中,而少量的环境信息很容易被其他信息所淹没。又如强制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情形还较少,多数还是以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为主。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大多只是泛泛而谈,文字定性描述多,定量指标披露不够。再有上市公司不如实披露相关信息,比如深交所经核查发现,山西三维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度半年度报告均未披露在报告期内多次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的信息。

  上市公司作为承载社会较高期望的行业明星,作为公司治理相对更为规范的企业,理该在环境信息披露及环保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制订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统一格式,比如环境信息披露的临时报告格式。另外,在上市公司年报、季报等定期报告中,专门划出一个章节披露环境信息,对其格式也应统一规范。

  环境信息披露应以定量披露为主、定性披露为辅。美国证监会提出,上市公司应主要从环境政策、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三个方面披露,以定量为主,定性描述为辅。A股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对主要污染排放等关键信息,同样要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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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9 9:16:00

  贾跃亭持有10.24亿股乐视网股份,其中质押10.19亿股,冻结10.24亿股,且被轮候冻结。对已被冻结的股份能否强制平仓,法律界人士观点不一。笔者简单梳理了现行法律法规,在此谈点看法。

  先谈“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法院在当事人起诉后,可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采取限制当事人处分的强制措施。财产保全措施包括查封、冻结等方法。查封主要针对不动产(比如房屋、货物等),加贴封条、原地封存。冻结主要针对无形财产(比如存款、股权、债权等),禁止转移、使用和处分。

  一般冻结股票不能作为质押担保物。最高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12条规定,股权等被冻结的,未经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质押权人应该是不愿意接受司法冻结股票作为质押标的物;当然特殊情况下若经法院许可,且证券公司认可被冻结的股票价值,认为不会由此引发法律纠纷,或也会将冻结股票作为抵押物。

  而质押股票是可以被司法冻结的。按规定,股票质押率上限不得超过60%,大股东等以股票质押从券商等处融资,所得资金只相当于当时股票市值的60%以下,在达到平仓线时将股票变现,偿还券商的融资之后一般都有剩余,大股东可用这些钱来偿还其他债主的负债。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0条规定,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由此看来,对股票质押融资而言,大股东质押股票变现后应优先用于归还质押权人,质押权人拥有优先受偿权。

  可以想象,假若司法冻结就可轻易剥夺质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那么大股东通过股票质押融到巨额资金后,就可通过某些债权人的诉讼,要求法院对质押股票予司法冻结,将股票权利又巧妙地抢回来,那抵押物就不再是抵押物,质押权人将鸡飞蛋打,股票质押融资业务也就没有人再敢于参与了。

  当然,如何落实抵质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这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是个难题。对此,沪深交易所上月发布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中有些规定,其中要求融入方、融出方、证券公司,应约定待购回期间或购回交易日发生“质押标的证券、证券账户或资金账户被司法等机关冻结或强制执行”等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具体到贾跃亭将其持股几乎全数质押,这些股票又全都被司法冻结,该如何处置这些股票,这或主要取决于当时质押融资协议中的条款约定。现行法律法规明确赋予了质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这个权利或可有效对抗司法冻结措施,对质押股票及时平仓、以偿还质押权人,这之后或许才能谈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法院对此也或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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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9 8:13:00

  今年以来,共有3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在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基本成为必备条款,但目前此类条款可能引发一些风险,值得重视和防范。

  投资可转债,可行使转换成股票的权利,初始转股价格一般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交易的均价。若此后公司股价表现不佳,公司董事会将有权修正转股价格。

  比如,某上市公司在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指出,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0%时,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修正后的转股价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当然,即使满足了这样的修正条件,发行人董事会仍可能不提出或提出与投资者预期不同的转股价格向下调整方案。

  之所以引入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是因为此前有过相关案例。1992年发行的深宝安可转债由于未设计该条款,导致到期时可转债换股比例仅占发行总额的2.7%,公司需支付大量现金还本付息,给公司正常经营带来较大冲击。换句话说,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筹集资金后用于项目,如果投资者不将可转债转股,那么上市公司就需为还本付息早做准备,即使影响项目进展也要避免债务违约纠纷、以防损害公司信用;若可转债引入转股价向下修正条款,则无论股票跌到什么价格,只要公司不想还债,就可修正转股价,以接近当时市场股价,甚至可多次修正,以促使持有者转股。这一条款,对1995至1998年间日本商业银行巨额可转债的成功发行起了重要作用。

  对可转债投资者来说,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即使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上市公司董事会仍可能不提出转股价格向下调整方案,或者提出后被股东大会否决。另外,该条款对转股价向下调整幅度只模糊规定了“不低于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等条件,也即只规定了转股价下限,而没有规定上限,实际转股价仍可能远高于当时的市价,如此转股价,对可转债投资者毫无意义、只能持券等待还本付息。

  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而言,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则可能直接损害其利益。一个散户在股市买入某上市公司一定金额股票,与此同时另一散户则买入该公司相同金额可转债,由于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与当时市价差不多,可转债投资者换股后与股票投资者的持股量基本持平,此时两个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基本持平;但如果股价暴跌,由于存在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转股价格下调,这使可转债投资者能转换更多股票,这可能侵害公司股东的权益。这其中,由于大股东持股成本较低,其对可转债下调换股价格的耐受性更强,而散户恐怕难以承受了。

  要形成一个理想可转债的多赢局面,上市公司就得利用募集资金扩大利润,由此股价上涨,转债投资人将可转债换成股票,与其他股票投资者一起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好处。只是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存在,可能让上市公司难有兢兢业业管理公司的动力,因为即使股价下跌,也可通过无限下调转股价,让可转债换成股票,以此逃避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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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0 8:38:00

  IPO在从严审查的同时,也正变得越来越透明。

  据统计,截至12月15日中止审查的拟上市企业有65家,这比3个月前的37家增加了近一倍。据一些专业人士对各类公开信息的分析,由于10月17日“大发审委”亮相以来发行审核从严,一些排队企业萌生了暂缓审核、躲避风头的想法,于是设法寻找各种理由中止IPO审核。按照去年12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止审查的情形”,待审企业存在“申请文件不齐备等导致审核程序无法继续”的四种情形,将被列入中止审查的名单,这些情形又被细分,其中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或签字会计师、律师发生变更等情形。有些拟上市企业眼下正是以此作为理由主动申请中止审查,由此出现今年5、6月申报的企业已在安排上会,而此前申报的尚有近200家未上初审会的“反常现象”。

  以前发行审核通过率高的时候,待审企业总是希望尽快轮到自己上会,但现在审核通过率低,一些待审企业又纷纷往后躲。一些待审企业欲避避风头的动向,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证监会发行监管部12月6日发布了《关于首发股票预先披露等问题》和《首发股票申请审核过程中有关中止审查等事项的要求》两则监管问答,修订了首发申请的反馈回复时间、中止审查、恢复审查、终止审查及预先披露等有关规定,其中还专门规定,发行人更换律所、会计所、资产评估机构无需中止审查,发行人更换签字保荐人、签字律师、签字会计师、签字资产评估师无需中止审查。此前发生中介机构或签字人员更换的,应限期在30日内或10日内提交完成更换的相关文件。

  这也就是说,不仅今后更换律所等中介机构及其签字人的手法,不能成为主动申请中止审查的理由,而且此前以此作为中止审查理由的,也将被限期清理。由此,待审企业已经不能用中介机构或人员变更作为中止审查借口来调节审核节奏了。

  按照上述的监管问答,很清楚,只有发行人、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被立案尚未结案,或受到行政处罚尚未解除时,才可申请中止审查。只是,在从严审核的大背景下,对一些待审企业而言,有关主体涉嫌违法违规或者违法违规,反而可能因“中止审查”而得益。笔者认为,对此应予纠偏。有关各方应消除待审企业的投机取巧心理,维持正常的发审秩序。

  首先,应规定中止审查后、恢复审查时需要重新在队尾排队。今年新的监管问答规定,中止审查事项消失后,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恢复审查申请,恢复审查后,发行监管部门按照发行人申请的受理时间安排其审核顺序;有专家将此解读为“恢复审核不影响排队”。笔者认为对此也应予修改完善,规定所有中止审查再恢复审查的公司,一律重新排队。

  证券市场都有一定的立案标准,有关主体被立案从而导致待审企业中止审查,多数往往最终都查实确有违法违规行为。如果结案后证实违法违规,待审企业就可重新恢复审查,且不影响原来的排队,或者有关主体被实施市场禁入等行政监管措施到期后予以解除,待审企业就可重新恢复审查,又不影响原来的排队,这对有关主体和待审企业的威慑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甚至会形成负激励,眼下就有企业似乎通过“自黑”来拖延发审进程。不能让相关企业有空子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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